赵烈文

    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赵烈文生于江苏常州一个官宦世家。他的家族明清两朝先后出了9位进士，其父曾官至湖北按察使，可惜在赵烈文10岁时即病逝。赵烈文小时候很聪慧，4岁即进私塾读书，但科举之路却不太顺，3次赴考皆落榜。赵烈文于是断了仕途之心，专心在家向亲友讲求经世之学。放弃科举的举动颇为特立独行，此时他才22岁。

中期经历

    赵烈文预言的基础来源于深厚的学识和广博的见闻。他读书讲究经世致用，非常关心洋务、河工、盐政等大政时事。曾国藩多次称赞他“博览群书”，“洞达时务”。咸丰八年（1858）五月初五，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批待购书目，涉及艾儒略《万国全图说》、汤若望《坤舆全图说》、南怀仁《坤舆图略》、陈伦炯《海国见闻录》，等等。
    他熟读史书，对历史上的成败兴亡故事烂熟于心，像《资治通鉴》这样的名著，他至少通读了5遍。27岁时，他立志要通读二十四史，在日记里写道“少时读书多不肯竟，学正史中终卷者，两汉、三国、通鉴而已。馀虽多泛览，而掩卷茫然，深自痛恨，今发愿句读《二十四史》一过，自非有故不得间止，后废业者无颜展此卷矣”。果然，从第二天起，他从《史记》开始，一部一部地读下去。无论是在朝不保夕的逃难路上，还是在军务繁忙的幕僚生涯里，甚至病榻抱恙之时，他都坚持读史，述写心得，最后顺利实现了通读二十四史的志向。
    赵烈文独具慧眼的洞察能力，还可以从咸丰十年（1860）的两则日记上看出。这年8月，他分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变迁，“斯艺萌于宋，盛于明，极于本朝（清）。成弘正嘉（明成化、弘治、正德、嘉靖）之文，似苞甲未拆，精义覃覃而外不可见；庆历天崇（隆庆、万历、天启、崇祯）如花始舒，光采微露；国初至于乾嘉（乾隆、嘉庆），如花方盛，绚烂盈目，而精实已输；至道光以来，则断红零落而已”。赵烈文认为，历经数百年变迁，八股的“变化升降”之道已经穷尽。他进而做出大胆预测：“后来取士之方，恐将易辙矣。”历史果如他所料，1905年，经张之洞、袁世凯奏请，清廷诏准自1906年始停止科举，兴办学堂。至此，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彻底废除。
    咸丰十年12月，他在读到时人赖襄所著的《日本外史》，粗略了解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后，颇感慨日本近年来的变化：迩来泰西与之通商，炮火之精，舟楫之利，以蕞尔小国，夷然处之而不惊。嗟乎！安在地广人众始为强哉。”此时，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，才刚刚开始改革。大部分清廷要人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“蕞尔小国，不足为患”，直到30年多后，黄海上的隆隆舰炮声轰碎了他们的迷梦。
    这些所见所闻让赵烈文忧时伤世，对大清帝国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思索，最终得出了“不出五十年矣”就要灭亡的判断。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大清内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国、捻军、陕甘回乱，权力中枢屡有大变，外有英法列强越海而来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硝烟未尽。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，曾国藩、李鸿章等地方督抚逐渐取得了军事实权，势力渐重，种下了此后军阀割据，“人自为政”的种子。从这点来说，曾国藩既可算是大清的中兴名臣，也可算是它的掘墓人。
    这一点，赵烈文也看到了。在预言大清灭亡后的第三天，他就不无担忧地向曾国藩分析过练就湘军的弊端：今师一胜（平定太平天国）而天下靡然从之，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。一统既久，剖分之象盖已滥觞，虽人事，亦天意而已。”其实，类似这样的洞察，在赵烈文的日记里俯拾皆是，比如他看到了中国根本之患不在长毛，而在西夷“其志不在小，国家之患无有甚于是者”；也看到了淮军腐败不可恃，“当此海疆多事，隐忧甫切”。
    赵烈文喜做山水之游，自谓“天下行省十八历其十一”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颇令人称奇的是，他不仅精通医药，而且长期研究易经，擅长卜卦。每遇大事难以决断之时，他都会寻求易经帮助。庚申年间，当李秀成率太平军席卷江南之时，他连续多日观察天象，卜卦后认为天下将要大乱，家乡不保，于是果断说服家人逃到上海崇明岛。在上海，他依靠医术谋生，时常出入租界，直接感受到了欧风美雨。
    4年后，当赵烈文回到故乡常州，发现赵氏宗祠屋宇虽然还在，但墙壁倒塌，神牌、神橱不知所踪，曾居住过的旧宅也是茅草深深，街道不可辨识。洪杨之乱前，赵氏两房家族男丁有140多人，大乱之后仅存“十七人而已”，幸存比例刚过1/10。而整个中国则在这场历时14年的大乱中，人口锐减四成，损失大约1.6亿人。

退隐生活

    赵烈文仕途不显，最高只在河北磁州、易州两地做了“知州”——相当于今天地级市的市长。在短暂的宦海生涯中，他算得上是尽职尽责。坐堂理讼、下乡查案、兴修水利、考试文童，事事亲力亲为，官声颇佳。有一次，一个叫“薛登科”的陌生乡民送他一双靴子，次日又宴请他，捧酒跪拜，“状如欲涕”。赵烈文心中纳闷，询问一番后才知道，薛有一件案子在衙门里拖延了很久，痛苦不已，但去年赵上任后“一日而决”，所以特地来感谢他。
    赵烈文并非没有做官的才能，曾国藩认为他“天分绝顶”，“再能勉力，便为全才”。曾国荃、李鸿章等人也十分器重他，多次上奏保举，为他谋差。但赵烈文考虑到家室负累，“爱钱无以对知己，不爱钱无以了一身”，并且自身性格散诞，不愿打着老师曾国藩的旗号升官发财。他的生平志向只不过是“求一技之安，得以安隐读书而已”。于是，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在做了7年“市长”后，赵烈文找了一个借口，主动辞官退隐。辞官之际，他感到“如释重负，身心泰然”，此后终身未再出仕。
    退隐生活自在逍遥，除了偶尔外出访友、寄情山水外，赵烈文的日常生活主要就是在一座花式园林里读书著述、把玩金石碑帖。这座花式园林是他在同治四年（1865）买了四亩地后开始修建的，断断续续修了22年。赵烈文称之为“能静居”“静圃”，当地人则俗称“赵园”，他为这座宅子付出了不少心血，多次从上海、苏州等地买来奇花异草，亲手种植。至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全园完工之日，已有“楼堂榭亭为屋一百二十间，走廊内外通共八十余间”，此外还有石山两堆，大小桥六架，“果树、花卉以千记”。他还特别建了一座藏书楼，命名为“天放楼”。十几年不停地买书藏书，最终达数万卷，成为江南有名的藏书之所，时人章钰曾有“天放楼金石图书之富，标映南中”之说。
    赵烈文辞官后接连娶了两个妾，加上此前的一妻二妾，一生娶了5个妻妾。最后迎娶的两个妾是亲姐妹，一个叫大俞，一个叫小俞。据赵烈文自己说，这两个妾都非常漂亮，一个“清逾秋月”，一个“丽胜春葩”。一介书生，衣食无忧，坐拥书城，妻贤妾艳，赵烈文十分满意这样的生活，在日记里感叹“吾老是乡，虽万户侯不易也。”